1949年10月，重庆大坪刑场，陈然背插死囚标签，双手反绑。当特务喝令他跪下时，他猛然转身，用被缚的双手扯下背上那块写着“死囚”的纸标，重重掷在地上，朗声道：“从正面向我开枪！”这一年，他年仅26岁。
1947年。当时的重庆被重重浓雾与军统特务的黑色恐怖所笼罩，为了在黑夜中撕开一道口子，中共重庆地下党创办了秘密机关报《挺进报》。陈然，正是这分报纸的印刷负责人。
为了掩护身份，他白天在机器厂里当管理员，晚上则悄悄钻进野猫溪一间局促、低矮的杂货铺阁楼里。为了防止声音和光线外泄，阁楼的窗户被他用厚毛毯遮得严严实实，黑纸死死罩住灯泡，屋里终日弥漫着油墨和蜡纸那刺鼻的气味。
起初，设备简陋不堪，一张蜡纸最多印几十份就破损了。陈然不服输，他用废旧钢锯条反复打磨成平齿，一点点摸索调墨的干湿粘度。
冬夜寒冷，为了不让油墨冻结，他干脆把调墨的小铁炉直接拉到残废的双腿旁，彻夜刻写、推墨。在铁笔划过钢板那“沙沙”的细碎声响中，他创造了奇迹——一张蜡纸，硬生生被他印出了上千份字迹工整清晰的报纸。
然而，这刺破黑暗的火光，终究引起了敌人的疯狂嫉恨。1948年4月，由于叛徒变节，特务们顺藤摸瓜，一张捕网正悄悄朝野猫溪的阁楼张开。
4月22日傍晚，正在阁楼里紧张排版的陈然突然收到了一封告急信。信封里只有一张纸条，上面用仿宋体工整地写着一行字：“江水暴涨，迅速离去……”
陈然心里一惊，他知道，“江水暴涨”是组织内约定的最高级别危险信号。如果他扔下一切立刻拔腿就跑，他有足足二十分钟的黄金时间可以安全撤离。
但是，看着桌上已经排好版、正待付梓的第23期《挺进报》，陈然犹豫了。这一期报纸上，印着解放军在北方战场节节胜利的捷报，这是千万山城百姓黑暗中的灯塔，不能不发！
陈然咬紧牙关，手上的油印滚筒推得更快了。当他终于把最后一叠带着温热墨香的报纸塞进床底暗格，并烧毁了重要名单时，木质楼梯上已经传来了密集的皮鞋声。
砰！房门被特务狠狠踹开，陈然镇定自若地站起身，拍了拍手上的油墨，冷冷地看着黑洞洞的枪口。
被捕后，陈然被投入了人间地狱般的白公馆。老虎凳、折骨吊索、带刺的钢鞭……特务们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法子。他的双腿受了重伤，无法站立，但他咬紧牙关，只留下一句话：“《挺进报》由我一人负责！”
在无数个备受煎熬的黑夜里，当特务威逼利诱让他写自白书时，陈然拿起笔，写下了那首气壮山河的《我的“自白”书》：“人，不能低下高贵的头，只有怕死鬼才乞求‘自由’；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？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！”
不仅如此，在这暗无天日的活棺材里，陈然听到了来自隔壁黄显声将军用“米汤”传递的胜利消息。他用从看守那儿磨来的铅笔头，把消息密密麻麻地抄在香烟盒衬纸上，这便成了鼓舞无数战友的“狱中挺进报”。
1949年10月28日，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上。这是陈然被判决就义的一天，也是他生命中最震撼的一天。
在冰冷、威严的铁栅栏后，遍体鳞伤、穿着破旧长衫的陈然被押了上来。而在他的身旁，站着另一个同样挺拔的青年——成善谋。
他们，一个是《挺进报》的特别支部书记，负责印刷；一个是电台的负责人，负责收听解放军胜利的讯息。在过去数年的秘密斗争中，为了组织的安全，他们彼此通过代号和信件联络，从未在现实中谋面。
法官那机械、冰冷的宣判声在公堂上空回荡。当“陈然”、“成善谋”两个名字在公堂上先后响起时，两人的身体同时一震。
他们猛地转过头，视线穿过冰冷的铁栅栏在空中碰撞。四目相对的那一刻，虽然眼前人衣衫褴褛，浑身血迹，但他们眼中的光芒却比天上的太阳还要耀眼。
在押往大坪刑场的路上，他们高唱着凯歌，脸上没有一丝面对死亡的阴霾。大坪刑场的那声枪响，带走了一个26岁年轻人的肉体。但陈然扯下“死囚”标牌的那一掷，以及那声“从正面向我开枪”的呐喊，却像一柄不灭的火炬，生生刺破了巴渝大地的浓雾，永远留在了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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